《臺灣詩人的囚與逃》序一

遠土期：首先是早年的威權、戒嚴時代，曩昔領受過對方文藝統戰的破壞之力，到此餘悸猶存，不得不小心控管。把文藝交由忠貞的軍中最為放心。「放下槍桿，拿起筆桿」，戎馬半生的詩作者，以及大難來臺暫息，等待返鄉而「薄遊成久遊」的國人，幾乎全無例外地懷念著一水之隔的遠土。

本土期：其次便是臺灣合情的怨尤。一八九四清德宗光緒廿年中日甲午黃海之戰，腐敗的清廷海陸師熸，翌年訂立馬關條約，把臺、澎、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。迄至二戰勝利，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。恍若敗家狠心的父母出賣子女，淪落殖民五十年後始得恢復抬頭的臺人，難怪會自嘲為「亞細亞孤兒」。再者，與本島卅年戒嚴相對的是大陸卅年土改清算、鬥爭、抗美援朝、文化大革命的翻騰。在在都使一水之隔的我們觸目驚心。在孤兒怨尤、敵對恐懼之下，自然產生的便是自謀生存的本土意識，在文學上表現的是比素樸純真的鄉土精神更為狹小的本土強調。

幻土期：只是孤兒悲情，強大恐懼都將隨著時間的進展，情況的改變而紓緩漸淡，多災多難的廿世紀過去了，臺灣在安定了一甲子之後，迎接的是一個嶄新的二十一世紀。稍有識見的國人都能意識到悲情不可沉湎，本土不免狹隘，是必應以積極樂觀的心態走出去與對岸善處、與世界接軌。文學方面，接受當今歐美創新的理論（如由實及虛）與手法（如魔幻、拼貼），開始有了更新，更多樣的展現。

這，便是婉雲這本書寫臺灣現代詩自廿世紀五十年代迄今的歷程了。不僅是三位代表詩人的「囚」與「逃」，亦是臺灣詩人詩作改變的共同經歷；更可說是臺灣的一部現代文學史，或是文學社會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