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孔子隨喜》序一

以此，儘管宋有高度的文化成就，但這成就卻可看成在胡化下沉潛待發的奮力一擊，一擊之後，卻就每下愈況了。

每下愈況是因沒了氣象，在此，嚴的何只是夷夏之辨，還是雅俗之辨、正邪之辨，這影響對後世既深且遠，於是：

宋之後，標舉生死事小，失節事大，人須嚴合禮教，由此，除了花燈、秧歌、民俗慶典外，中國人已不能隨意舞動肢體，細膩的舞蹈只能在戲曲中尋，而能有這個出口，還因演員扮演的是別人。

中國的琵琶是歷史中唯一能與琴相頡頏消長的樂器，在唐是橫抱撥彈，至明已直抱手彈，還發展出相信是今曲〈十面埋伏〉前身的〈楚漢〉一曲，其器樂化已臻巔　，這轉變何其之大！更是胡樂中國化的最好例證，但四五百年間竟無相關的琵琶史料，只因琵琶不僅是胡樂，還是俗樂！

而也就因宋儒的闢佛，即便佛教傳入中國已兩千年，民間甚而「家家彌陀，戶戶觀音」，談起佛家，許多儒門中人到今天第一句也還是：「佛教不是中國固有的宗教」。

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，而就因畫起圈圈，自擬正朔，缺了那吞吐開闔的氣象，所以，於書畫，即便文人多所寄寓，不乏大家，但真能開闔者，也常須於逸於格外者尋；於陶瓷，宋雖顯其底氣，至元明卻僅能但探幽微，到清，則幾乎只餘玩物喪志；於音樂，則宋之前固灰飛煙滅，宋後則雅俗嚴分，難出大氣；於文學，則宋詞、元曲、明之小品文，皆極盡美言，卻都少見酣暢；於思想，則文人之生活，儘管多出入三家，檯面卻只能標舉儒門，此儒門還愈不可親，最後士子就只能完全匍匐於科舉之下，學問也只能死於句中；而中國人不再舞動肢體，居敬最直接的結果竟就是逐漸僵化的身體與想法。

所以說，這氣象的有無、盛衰，才是了解中國千年以降文化變遷、生命轉折的關鍵，但要識得此，卻必須跳開宋文化成就帶給我們的慣性與迷思。換句話說，談人論史，談者的本身就非得具備那吞吐古今的氣象不可。